1940年5月16日16时，“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当时海内有张将军是以死表清白的说法，因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曾经使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哲元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他，然后奉命在天津继承与日军交涉。7月19日宋哲元返回北平。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7月25日父亲奉宋哲元召，于下午五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哲元，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7月27日宋哲元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向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三十七师师长)、张维藩(二十九军前参谋长)和我父亲五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做出决定，宋哲元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
宋哲元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晰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哲元的一再坚持之下，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
当晚，父亲告诉张克侠(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下午二十九军首脑会议所作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紧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三十八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另外，宋哲元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
在留守北平期间，父亲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立刻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突破日军的包围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日，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
8月3日，父亲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8月4日，父亲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8月5日，父亲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先后一共维持了八日。
过去有人说过，父亲的牺牲是因曾被误解，受到耻辱，而以死来表清白，一定要牺牲在战场，现在还有类似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及我的熟悉，叙述如下：
父亲当年在平津时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访问日本和留守北平都是奉命而为。当年的民众和媒体都是非常爱国的，迫切要求与日本一战。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就怕做亡国奴，七七事变后，当听到二十九军的战士英勇守卫卢沟桥，我们都热血沸腾。媒体和民众当时对我父亲的误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父亲出生在孔孟之乡的山东，自幼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后来在冯玉祥先生的西北军中受到了真爱民、不扰民、身先士卒、誓死报国的教育。受到误解，对于这样一位山东硬汉来说，确实是极大的伤害，但是他不会只为洗刷个人的屈辱而求一死，以示清白。这一点，从父亲的话语、信件中，也可见一斑。
1939年8月，父亲到重庆述职，对前来采访的《时事新报》记者表示，“我每次作战，都以‘必死’自誓，同时亦以此告诫部下，以往诸战争，如临沂之攻击、潢川之防备、京钟路之会战以及敌人所谓‘五月攻势’等大小数十战，莫不赖此而转危为安。”我军在各方面都远逊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是父亲指挥部队作战的一种方式。
1940年5月，父亲在东渡襄河之前，给五十九军诸将领写了一封信，其中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这就是父亲当时的心迹。
就是这样，每当战况紧急，父亲便抱着必死的决心指挥部队。父亲每次出去作战都会留下遗书。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父亲牺牲以后，一位朱副官就在重庆北碚守墓守了十年。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父亲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