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号最大的特色，便是在前型的准无畏舰基本相同的排水量以及造舰费用内，成功地将火力倍增，并采用汽轮机将航速增至二十一节。为了与其对抗，别国也只能建造同样的无畏战舰，这样等于是与各国一同回到了造舰竞赛的新一轮起跑线。
在造无畏舰的同时，费舍尔勋爵还提出了更符合其“速度才是最好的防备”这一理念的新型装甲巡洋舰。这种舰艇拥有与无畏舰相同的主炮，保持巡洋舰的防备水准，但机动能力加强，得到二十五节的计划航速。这样，传统的主力舰刹那间落伍于时代，这给英德海军竞赛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新的一轮竞赛与德国1912舰队法
随着无畏舰的出现，德国海军所有的舰队不得不进行再编。提尔皮茨被置于一种窘境之中：若不参加新一轮竞赛便意味着认输，而一旦投入竞赛则会暴露德国的意图。他最终选择与英国进入同一条起跑线，接受新一轮挑战。在1908年到1911年每年建造无畏舰三艘，战列巡洋舰一艘，力图在无畏舰的数量上和英国持平。
1908年英国自由党内阁成立，他们提出的政策是改善社会福祉、缩减军事预算，这一年他们决定仅建造无畏舰和战列巡洋舰各一艘。于是，以费舍尔勋爵为核心的海军部主要成员在海军大臣麦克纳的支持下，就1909年预算的内容，将政治生命作为赌注，提出“要造八艘，不能等候(We want eight and we won't wait)”的口号，全力展开活动。结果获得成功，1909年的计划便成了规模空前的六艘无畏舰加上两艘战列巡洋舰，而1910年以后的建造速度则是三艘无畏舰和一艘战列巡洋舰。
这种激烈竞争的气氛虽然一度被1909年担任德国宰相的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的缓和政策所淡化，但1911年，德国挑起了阿加迪尔危机，更加剧了敌对程度，而英国由此与老对手法国达成协议，将地中海的防务交于法国，将兵力集结在本土，并担负保卫法国西北海岸的防务。
提尔皮茨则促使国会通过舰队法1912年修正案加以应对。按1912年舰队法规定，在1917年完成全部建造计划之时，德国舰队将计划拥有战列舰四十一艘、大型巡洋舰二十艘、小型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或者雷击舰一百四十四艘、潜艇七十二艘。
英国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德国每开工建造一艘主力舰，英国就要建两艘。在1912到1913年度的海军预算中，英国为四千四百零八万英镑，而德国也有两千两百零一万英镑。与1904到1905年度中双方的海军预算相比，两国各增加了七百二十二万以及一千一百四十四万英镑。尽管德国的海军成倍增加，却始终无法完成“风险战略”所达成的海军建设目标，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失败只会越来越明显。因此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如火如荼地展开的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军备竞赛，可以说德国遭到了失败。
“奢侈品舰队”
假如新兴德意志帝国能够平稳地顺着其开国元勋俾斯麦所设计的外交路线发展下去的话，德国乃至世界的命运将完全会是另一个景象。然而不幸的是，威廉二世狂妄地认为大英帝国已经衰弱，德国可以取而代之，于是德意志帝国开始扮演一个世界秩序破坏者的角色。威廉二世未顾及北海是德国唯一的出海通道这一事实，却不惜大力扩张海军以挑战英国的海权，触动了以海洋立国的大英帝国之禁脔，使得这个普鲁士的传统盟邦化友为敌，双方展开了炽烈的造舰竞赛。德意志帝国再也没有了俾斯麦时代在外交上的主动，反而同时在陆地与海洋陷入了深重的包围之中，而造成这个包围圈的，恰恰是德国自己。
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体系与英法等国根本不同者，在于其皇权至高无上，故威廉二世之冒险政策无法被有效地遏制。德国军队究其本源，并非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御林军式的权力工具”。而且在德国的教育中，狭隘的爱国主义让德国国民普遍抱有德意志民族至高无上的偏执之情，多长人为德国海军的强盛而狂热，然而这支舰队的建设却远远超出了德国财政的极限。例如1901年冯·比罗担任帝国宰相之际，便依赖大幅度提高谷物的进口关税获得财源，使得小麦的价格从每吨三点五马克一跃而升至五点五马克，将负担完全转嫁到国民的肩上。海军预算在1900年便占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了1905年又涨至百分之三十五，而到了1911年更是达到百分之五十五!更何况德国还要维持一支同时应对法俄两大陆上强国的庞大陆军，海军预算在相称程度只能通过债券市场获得贷款，这使得德意志帝国本来就脆弱的财政体系雪上加霜。
孙子在其《军形》篇中有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德国最终在本身并未立于不败之地的情况下便叩开了世界大战的大门。
英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深远封锁战略，使得德国海军逐渐削弱英国海军、在最后的决战中一举击溃对手夺得制海权的战略陷于失败。耗资巨大的德意志帝国舰队最终无法发挥什么决定性作用，便在几名饥肠辘辘的军官与胜利者的商谈下，犹如由牧羊犬驱使的绵羊般被押赴英国本土，到头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在斯卡帕湾随着自沉的信号找到了归宿。丘吉尔曾经将德国海军揶揄为“奢侈品舰队”，可谓是形容其本质的点睛之笔。
耐人寻味的是，在十九世纪末，大洋彼岸的新兴工业大国美国虽然也已经和当时的德国一样，在工业以及经济上取得了巨大飞跃而赶超了英国，却并未公然与英国争夺海权或者殖民地，并没有去直接触及老牌帝国的核心利益。不过，美国却是用“门户开放”政策对抗殖民帝国的垄断而获得贸易的空间。在战役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号召这场战役的目标是“捍卫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公正原则，对抗自私和独裁的强权”，并阐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自由航行以及民族自决的精神事实上直接针对了大英帝国赖以统治的根基。
美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智名，无勇功”，并无多大显赫的战绩，在战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反而获得了与英国海军同等的地位，且在三十年后完全取代英国，执掌了海神的三叉戟，其原因何在，确实值得我们思索。孙子有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负之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德国企图挑战英国的海权，其实也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挑战，而纵观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潮流，世界秩序主导力量更替之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过程。笔者相信美利坚也会被新的力量所取代，但是这支力量只能是更加文明、更加进步，应该具有更加公正与进步的价值观，而决不是走向奴役和倒退。